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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/> 《史记·殷本纪》集解引谯周曰:“殷凡三十一世,六百余年。”o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正义曰:“周……王至三十七,岁至八百六十七。”o
《初学记》卷九引《帝王世纪》曰:“自禹至桀并数有穷,凡十九王,合四百三十二年。”“自汤得位至纣,凡六百二十九年。”“自克殷至秦灭周之岁,凡三十七王,八百六十七年。”o
《宋书·律历志下》录何承天《元嘉历法》曰:“上元庚辰甲子纪首至太甲元年癸亥,三千五百二十三年,至元嘉二十年癸未,五千七百三年,算外。”元嘉二十年即公元443年,则太甲元年当前1738年。虽与《世经》稍异,因袭之痕也很明显。
司马光《稽古录》卷五曰:“夏有王与无王,用岁四百三十二。”卷七曰:“周遂灭殷。自成汤受命,至是凡六百二十九年。”卷十一曰:“周自武王以来,凡三十六王,八百六十七岁而亡。”o
郑樵《通志》卷三《三王纪上》曰:“夏之世起禹元年戊戌,终桀五十一年己酉,十七君,十五世,通后羿、寒浞,四百三十二年。”“商之世起汤元年庚戌,终纣三十三年戊寅,三十君,十七世,六百二十九年。”卷四《三王纪下》曰:“周之世起武王元年己卯,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,三十一世,三十七王,八百六十七年而亡。”该书不仅详述了三代积年,还将三代各王在位年数备列无遗。但这些年数并不都可靠,因为首先,在汉代,三代各王年数就已或逸或讹了,《世经》曰:“自周昭王以下失其年纪。”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曰:“古文咸不同,乖异。”为什么到宋代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反而得到了解决呢?其次,周代积年867年已知绝对错误,而《通志》中周代各王年数之和“正巧”就是867年。这当然不是巧合,而应是根据867年总数拼凑、窜改史传各王年数的结果。夏商二代各王年数也应如是得来。所以,《通志》所载三代各王资料并不全错,也绝不会全对。
又今本刘恕《通鉴外纪》也采《世经》三代积年观点,并备列各王年数。而且除个别明显笔误之外,与《通志》丝毫不差,甚至连引证也完全相同,二者必有密切关系,即一定是一个抄袭的另一个。笔者认为,应是《通鉴外纪》抄的《通志》。因为首先,《通志》注引《殷历》作“《商历》”,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之讳,而《通鉴外纪》所引却径作《殷历》,并不避讳。《通鉴外纪》作于北宋元丰年间,《通志》作于南宋绍兴年间,均当避讳。其次,《通志》各王年数均为正文,而《通鉴外纪》各王年数则或用正文(对史有明文的几个),或用夹注,体例杂乱。所以最大的可能是,《通鉴外纪》始作时,既无三代积年,也无系统的各王年数(只有史有明文的几个);到《通志》成书以后,才有好事者袭而补之,又不敢扰乱正文,就以注释形式夹于文中,其时当在宋后,所以不避讳。若果如此,《通鉴外纪》的参考价值就极有限了。
(二)《纪年》派
西晋初年,汲冢竹书《纪年》的出土,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。因为该书成于战国中期,又藏于地下,避开了近600年的世乱,应当保存有大量古史真相。但非常可惜的是,原书到南宋全部亡逸,由此此前文献中对它的引文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
在这些引文中,有关三代积年的有:
《史记·夏本纪》集解、索隐引《纪年》曰:“自禹至桀十七世,有王与无王,用岁四百七十一年。”⑹ o
《史记·殷本纪》集解引《纪年》曰:“汤灭夏以至于受,二十九王,用岁四百九十六年。”⑺ o
《史记·周本纪》集解引《纪年》曰:“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,凡二百五十七年。”⑻ o
《隋书·律历志》引《纪年》曰:“帝尧元年丙子。”o
《新唐书·历志》录《大衍历议·日度议》引《纪年》曰:“十一年庚寅,周始伐商。”o
首先应该指出的是,以上资料既非《纪年》原文,也非由《纪年》推出。理由如下:(1)干支纪年始于西汉,战国原文不应有“元年丙子”、“十一年庚寅”字样。(2)曾亲睹原文的束皙言《纪年》所记“夏年多殷”⑼;而以上资料若果为原文,则明明殷年多夏,即使正文推算与此不同,束皙也不会轻易说出“夏年多殷”的话来。所以他一定没有见过它们,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原文。当然夏年不可能多殷,束皙如此说必是《纪年》残损误计所致。《纪年》虽然避开了数百年的世乱,却在出土时惨遭损毁,“初,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,及官收之,
优发国际多烬简断札,文既残缺,不复诠次。”⑽“汲郡收书不谨,多毁落残缺。”⑾《纪年》既然残损严重,由它推算三代积年及各年干支自不可能。所以以上资料虽在《纪年》,必为后人所改加,其时最晚不过南朝刘宋(《史记》集解作者裴骃生时)。
不仅如此,以上资料虽同在《纪年》,却互有歧异。仅从行文方式看,前三条都是总括各代积年的话,后两条却只是用王年和干支纪年的话,明显分属两系;并且由以上积年资料推算,得武王灭殷在前1028年癸丑、帝尧元年在前2144年丁丑(按舜50年、尧100年计)或前2150年辛未(尧舜之后再各加三年之丧时间),与“帝尧元年丙子”、“十一年庚寅”均不同。可见,这两系资料不仅形式不同,而且观点也不相同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为研究方便,笔者将前三条称为《纪年》甲系,后两条称为《纪年》乙系。
我们先看《纪年》乙系。显然用甲系来解释已不可能,只能从乙系所在的文献中寻求突破。
“帝尧元年丙子”是被《隋书·律历志》所录隋朝刘孝孙、刘焯的奏议引用的,该奏议旨在驳斥当时新颁的张宾开皇历。其中有云:“《尚书》云:‘日短星昴,以正仲冬。’即是唐尧之时,冬至之日日在危宿,合昏之时昴正午。案《竹书纪年》,尧元年丙子。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,得合尧时冬至之日,合昏之时,昴星正午。……至今大隋甲辰之岁,考定历数象,以稽天道,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。”o
我们知道,周汉治历不知岁差,至东晋虞喜才正式提出,其后祖冲之、刘焯等乃吸收它入历。然而开皇历对它却置若罔闻,所以二刘就列举自尧以来冬至之日午时太阳位置的不同来批驳张宾。显然在这里,“帝尧元年丙子”是前提而不是结论,它是哪一年是已经确定的。
“十一年庚寅”是被《新唐书·历志三上》所录唐朝僧一行草成、张说等校次的《大衍历·日度议》引用的。为反驳李淳风麟德历不用岁差的错误,《日度议》用自己的岁差密律(82.72年差十度)推算了自帝尧至大唐开元四年的岁差变动,并引史载历象资料来印证。其中曰:“自帝尧演纪之端,在虚一度。及今开元甲子,却十六度,而乾策复初矣。日在虚一,则鸟、火、昴、虚皆以仲月昏中,合于《尧典》。”又曰:“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,日却差五度。太康十二年戊子岁,冬至应在女十一度。”“商六百二十八年,日却差八度。太甲二年壬午岁,冬至应在女六度。”“自宗周迄春秋之季,日却差八度。康王十一年甲申岁,冬至应在牵牛六度。”“战国及秦,日却退三度。始皇十七年辛未岁,冬至应在斗二十二度。”o
始皇十七年已知是前230年,用大衍历的岁差密律倒推,康王十一年当在前1058±30年范围之内,而该范围内的甲申岁只有前1057年,则康王十一年即是该年;依此再推,可得太甲二年壬午岁即前1719年,太康十二年戊子岁即前2133年,帝尧元年在前2299±30年范围之内。
很显然,《日度议》这个体系是不同于《世经》的。如《世经》云武王克商岁在己卯,后推55年(武王7年、周公摄政7年、成王30年、康王11年),得癸酉岁,并非甲申。那它又属于哪一派呢?由甲申上推55年,得武王克商岁在庚寅,原来是《纪年》乙系的观点。《日度议》对此作了解释:“旧说(武王克商)岁在己卯,推其朏魄,乃文王崩,武王成君之岁也。其明年,武王即位,新历孟春定朔丙辰,于商为二月,故《周书》曰:‘维王元祀二月丙辰朔,武王访于周公。’《竹书》:‘十一年庚寅,周始伐商。’”由此而推,则得武王克商在前1111年庚寅岁(由前1122年己卯下推12年或前1057年上推55年),周元年在前1110年辛卯,积年855年;成汤伐桀在前1739年壬戌,商元年在前1738年癸亥,积年628年;夏元年在前2169年壬子,积年431年(《日度议》误为432年);舜元年在前2222年己未(后加三年之丧);尧元年在前2325年丙子(后加三年之丧)。
至于僧一行为什么采用《纪年》乙系的体系,他本人已经说明。我们知道,大衍历的岁差为365又743/3040日,朔策为29又1613/3040日,与今值的误差分别仅为0.0022日和0.0000031日,比三统历的误差0.0078日和0.0002151日要精确得多。一定是僧一行在用大衍历分别推算《世经》和《纪年》的体系后,发现前1122年的朏朔日名并不符合文献所载,而前1111年则符合,所以就弃《世经》而用《纪年》了(但他再用《纪年》去证大衍历则是循环论证了)。
那《纪年》乙系又是怎么来的呢?《日度议》也给出了答案:就是由“推其朏魄”得来的。《国语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文献记有大量武王克商前后的历象资料,根据它们,《世经》用三统历推得武王克商在前1122年,而《纪年》则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先进的历法推得武王克商在前1111年。实际说来,三国刘洪乾象历一出,就宣告了前1122年说的破产和前1111年说的诞生。这与《纪年》的出土并无关系,只不过它正巧成了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载体罢了。此外它就和《世经》无甚差别了,所主张的商、夏、虞、唐积年628年、431年、50年、100年基本相同,可见《纪年》乙系和《世经》的区别实质就是武王克商之年的不同。
那么《纪年》乙系是否可靠呢?用今历推算,前1111年冬至月庚申朔、次月己丑朔,与文献相合,虽然它并非唯一答案(前1116年、前1106年、前1088年、前1080年均可相合),但仅就文献而言,我们是否定不了它的。至于商、夏积年628年、431年,同《世经》中的一样,既无法肯定,也无法否定。不过,若以商元年为前1738年的话,则太甲元年当为前1720年(这与《日度议》的推算相同);但用今历推算,无论前1720年还是前1721年(成汤十三年),均无十二月乙丑朔的可能,与《伊训》冲突。若《伊训》无误,成汤、外丙、仲壬在位年数也无误的话,那商积年628年和武王克商在前1111年两者必有一误。
我们再看《纪年》甲系。《纪年》甲系初看十分古怪,因为它既不像来自以前的什么文献,也不像是直接由《纪年》推出。试图从其本身来破解它的来源、可靠性之谜几乎不可能,我们只能借助其它文献。翻检古籍,唯一与之“形近”的是《易纬稽览图》,二者均主商积年496年,最富特征。
《易纬稽览图》有云:“甲寅伏羲氏,至无怀氏,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二年,神农五百四十年,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,少昊四百年,颛顼五百年,帝喾三百五十年,尧一百年,舜五十年,禹四百三十一年,殷四百九十六年,周八百六十七年,秦五十年,已上六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年,庚戌年四百九十一年算上。右总六万四千一百三年,相期加二年。”以上自神农至秦总计5304年,而由57882年下推5304年得63186年,非63612年,差426年;由64103年上推491年可得63612年,而由秦末年前206年下推491年却得公元285年,岁在乙巳而非庚戌。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,实际就是脱漏了“汉四百二十六年”一句,若加上则全通,庚戌年即公元710年。
《易纬稽览图》作于西汉末年,分析上面这段话,显然它不是原文,而是后人夹注,时间当在唐中期。该注中,神农至帝喾的年数基本同于《春秋命历序》,而不见于它书,所以基本可以断定来自该书;而自尧至周的年数则不见于《春秋命历序》,显系引自它书。
我们首先推算《易纬》注所言唐虞夏商周的年纪及其干支,可得:周起前1122年己卯,止前256年乙巳;商起前1618年癸亥,止前1123年戊寅;夏起前2049年壬子,止前1619年壬戌;舜起前2099年壬戌,止前2050年辛亥;尧起前2199年壬午,止前2100年辛酉。至此,我们已经可以很容易地看出《易纬》注与《纪年》乙系的密切关系了。二者虽然年纪不同,干支却基本相同(实际只有周元年不同;《易纬》注尧、舜元年之所以不同,不过只因未加三年之丧而已)。这当然不是偶然的,显然是晚出的《易纬》注直接或间接抄袭、窜改了《纪年》乙系。这些窜改包括:恢复了已被淘汰的周元年前1122年说;商元年的干支癸亥不变,但人为地推迟120年(莫名其妙);尧、舜之后都去掉三年之丧时间。商积年628年上迟120年,下提12年(前1122年与前1111年相差),遂得496年,这就是496年的来历,由此可知它的科学价值能有多少。
《纪年》甲系的形成虽比《易纬》注早,但商积年496年之说应同出一辙。关于夏积年,《纪年》甲系认为:“有王与无王,用岁四百七十一年。”这471年显然是包含“无王”时期的。原来,夏朝自帝相之死至少康复国曾一度中断,为有穷后羿、寒浞所篡,这段就是“无王”时期,一般均认为共40年。431年加40年正为471年,但这个累加明显是不应该的。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曰:“浞因羿室,生浇及豷;使浇用师,灭斟灌及斟寻氏,处豷于戈。”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曰:“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,灭夏后相。后缗方娠,逃出自窦,归于有仍,生少康焉。”由上可知,羿死在相前,而40年是羿、浞总年,将这个总年都加在夏相之后显然不妥;再进一步说,若《左传》无误,羿死而浇、豷生,浇、豷长大而杀相、后缗生少康,少康长大而生季杼,季杼长大而灭浇、豷——这个过程至少也得60年。即使将灭浇、豷理解为少康复国以后20年左右的事,羿死至少康复国至少也得40年,加上羿年就要超过40年了,文献所言“羿、浞四十年”⑿并不可靠;况且又有何证据说旧说431年不包括“无王”时期而要另加呢?所以将431年变为471年是很轻率的。如果说431年还有可能正确的话,那么就其来历而言,471年之说毫无价值。不过这个夏积年虽然与众不同,但以众说(431年)为依托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关于周积年,《纪年》甲系曰:“自武王以至幽王,二百五十七年。”更加古怪。按其文意,武王至幽王当是武王元年至幽王末年,幽王末年是前771年,则武王元年当是前1027年。但无论是前1027年还是前1028年都不可能是武王克商之年,理由有二:前1028年冬至月戊午朔、次月戊子朔,前1027年冬至月壬午朔、次月壬子朔,不合文献所记克商和武元时的历象;《孟子·尽心下》曰:“由文王以至孔子,五百有余岁。”孔子之生在前551年,则文王之死最晚也在前1051年以前,下推最多13年,则克商及武元最晚在前1038年以前,前1027年根本不可能正确。遍查文献,持此说者仅此一家,它来自它书的可能几乎不存在。那这里是否有笔误呢?对照《易纬》注,
金沙国际娱乐场若以前1122年为元年的话,则西周积年为352年,“三百五十二”与“二百五十七”非常形近,后者是否是前者的讹误,不能不说是极有可能的。若果如此,《纪年》甲系周积年之谜即迎刃而解。
由上可知,《纪年》甲系对《纪年》乙系也是既有继承(若无继承,则甲系中的商元年癸亥就无从谈起,积年496年也无法得出),又有窜改(基本同于《易纬》注,考虑到成书年代,可能是《易纬》注直接抄的《纪年》甲系),只可惜全给改错了,不再具有任何价值。
《纪年》在宋代的散逸令学界深感惋惜,遂有好事者于元明时期“创作”了一部,即伪《纪年》(又名今本《纪年》)。该书之谬,已由前人辨明,其中就包括它的年纪体系。该体系既完整又明确,即:帝尧元年丙子,在位100年;三年之丧后,帝舜元年己未,在位50年;三年之丧后,夏元年前1989年壬子,积年431年;商元年前1558年癸亥,积年508年;西周元年前1050年辛卯,积年280年。该体系毫不神秘,只是首先全部保留了《纪年》乙系年纪的干支体系,然后大肆压缩商、周的积年,商628年减去了120年,西周340年减去了60年。为什么要压缩呢?不过是为了迎合自己并不准确的各王在位年数而已,削足适履,实在笨拙!
综上所述,在《纪年》派中,《纪年》甲系和伪《纪年》实属末流,去骨留皮,毫无价值;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《纪年》乙系,《日度议》则得其真传。
三、《帝王世纪》注派
《帝王世纪》,西晋皇甫谧作,宋后亡逸,由是它书的引文遂成至宝。然而综观这些引文,却能发现《帝王世纪》中的三代年纪体系实分两系:一系是正文,有明确的积年总括,观点全同《世经》,属《世经》派;另一系则仅以干支注的形式存在,如: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集解引徐广曰:“号陶唐。皇甫谧曰:‘尧以甲申岁生,甲辰即帝位,甲午征舜,甲寅舜代行天子事,辛巳崩,年百一十八,在位九十八年。’”“皇甫谧云:‘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,三十一年甲午征用,七十九年壬午即真,百岁癸卯崩。’”o
《史记·夏本纪》集解引徐广曰:“皇甫谧曰:‘夏启(以舜崩癸卯推,此当为夏禹之误)元年甲辰,十年癸丑崩。’”o
《史记·周本纪》集解引徐广曰:“皇甫谧曰:‘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,六年庚寅崩。’”o
由上推算,这个体系最大的可能是:周元年乙酉,上推629年得商元年丙辰,再上推432年得夏元年甲辰,再上推22年得帝舜元年壬午,再上推98年得帝尧元年甲辰。皇甫谧曾言周积年867年等,显然与这个体系干支不同。如果不是他后来又提的新观点(可能性较小),就是后人用《帝王世纪》注的形式提的自己的观点(读者不知,误为皇甫谧之作)。在这里,关键问题倒不是谁是作者,而是这个体系的来历和可靠性。
这个体系由于只有干支,且现存又不完整,又没有其它文献可以对证,所以确定这些干支的年份就很难,如要确定武王元年乙酉,就有前1116年、前1056年两个年份可以通过初选(根据周积年的可能范围),由此上推就会形成两套年份体系。对比《世经》可以发现,这个体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将武王元年定为乙酉而非己卯;至于尧、舜,不过是将舜“在位五十载”
理解为包含摄政28年,然后再去掉罢了,根据仍是一样的。所以在这里确定乙酉岁是前1116年,还是前1056年就至关重要了。而要确定,就要首先弄清《帝王世纪》注为何要将武王元年定为乙酉而非己卯。
我们知道,三国以来四分历术废除,就等于“己卯”说破产了。而用魏晋历法的岁实和朔策推算,前1116年冬至月的次月己未朔,正与文献有关记载相合(但前1056年冬至月的次月己巳朔,不合文献)。由此,最可能的情况是,作者在用当时的先进历法推算文献之后,否定了武元在前1122年,确立了在前1116年的观点,然后由此上推商、夏、虞、唐,得到了这个全新的体系,又注进了《帝王世纪》。由此,也可知道前1056年是不可能的,只有不懂历法的人才会用它,但既然不懂历法,又怎会否定前1122年而确立前1056年呢?
用今历推算,武元在前1116年乙酉也与文献所载历象资料相合,就此而言,至少可以说前1116年是有可靠的可能的;至于商、夏元年,由于它是根据传统的积年629年、432年推出的,难辨真伪,只好存而不论。
四、《皇极经世》派
《皇极经世书》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代表作。为了探究天地演化之数(规律),他精研《周易》,提出了“元经运会”这个周期(30年1世,12世1运,30运1会,12会1元),认为经过1元(129600年)天地就一大轮回。为了印证这套学说,他就写了这部《皇极经世书》,“此书以元经会,以会经运,以运经世,起于尧即位之元年甲辰,终于周显德六年己未,编年纪兴亡治乱之事以符其学。”⒀“然后治乱之迹与世卦相应者,大略见矣。”⒁其中所列唐虞三代年纪非常明确,即:前2357年甲辰帝尧元年,在位72年荐舜;前2285年丙辰帝舜(摄政)元年,在位61年荐禹;前2224年丁巳夏禹(摄政)元年,积年458年;前1766年乙未商汤元年,积年644年;前1122年己卯周武王元年,积年867年。不仅如此,三代各王年数书中也都备列无遗。
关于“元经运会”学说我们不必细评,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可说是毫无价值,这与不精确的旧历法的问题还不一样,难怪会“康节既没,数学无传”呢!我们只看其编年体系。这个体系可说是史无前例的,非常独特,很难准确判断出它的来历,尤其是商、周积年更属首见。若说到对历史文献的继承,恐怕更多地体现在尧舜和三代各王年数上,可说是大同小异。由此笔者估计,《皇极经世书》很可能是由各王年数推定积年的,而不是像其它文献那样相反。当然,因为“古文咸不同”,邵雍不会简单地继承的,一定会有所选择,更何况还可能为了迎合自己的学说而窜改部分数值呢!循环论证的故伎他未必不会重演。这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
梦之城娱乐城,但我们仍可猜测到书中各王年数中的不同寻常部分的来历,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书中三代积年不同寻常的。
由上可知,这个体系并无多少价值。其周积年867年之说本于《世经》,早在魏晋时期就已被否定,自不必再说了;其商积年644年、夏积年458年之说虽难直接否定,但从它们的来源(各王年数)上却可间接否定。如:在商世系中,邵雍模仿《世经》,错误地去掉了外丙、仲壬二王,这样除非二王年数正好补在了其它商王的年数上,商积年怎么可能正确呢?又如:比较可靠的古本《纪年》有曰:“后泄二十一年,命畎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、风夷、阳夷。”⒂而邵雍所列夏泄的年数却只有16年,非常可疑,这样夏积年可靠性之小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但是由于邵雍的学术地位,后世俗儒虽然未必尽通其说,却很忠实地继承了他的编年体系,乃至使它广为流传起来。如胡宏作《皇王大纪》,在“帝尧元年甲辰”条下就自注曰:“惟雍精极天之数,必不妄也。故用之表时序事,庶几可以传信乎?”盲从权威,实在可笑。凡信从这个体系的,都可归诸《皇极经世》派,略有以下几家:
南宋胡宏《皇王大纪》,作于绍兴辛酉(1141年),基本沿袭《皇极经世》,惟将夏元年由禹摄政元年丁巳(合前2224年)改回传统的舜崩、三年之丧后的禹正式即位之年丙子(合前2205年),夏积年因而相应减为439年,但实质仍一样。
南宋金履祥《通鉴前编》,作于南宋末年,全同《皇王大纪》。
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,作于元初,其卷二百五十全录《皇极经世》。
另外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徐天祐注引高氏《越史》曰:“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,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。”此处虽然只有一条,但窥其路数,必属《皇极经世》派(以前2079年壬午为少康元年者只此一家)无疑。
以上四派,均有头有尾,自成一体。此外文献中还有一些涉及三代积年的零星资料,与上述四派观点都不同,又难考其来历,姑且录以备考。
《世经》曰:“《殷历》曰: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,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。终六府首,当周公五年。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。”《世经》以前1111年为周公五年,则成汤十三年为前1567年,商元年为前1579年壬寅。
《通志·三王纪上》注曰:“《商历》曰:起丙戌,终癸亥,四百五十八年。”o
《通鉴外纪·夏商纪》注曰:“《殷历》曰:起丙戌,终甲申,四百五十八年。”o
《鬻子·汤政天下至纣》曰:“(汤)二十七世,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。”o
《路史·后纪》曰:“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岁。”该书还备列了夏代各王年数,但总计却得479年,不是483年,不知何处有误。
《易纬乾凿度》曰:“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,昌以西伯受命,入戊午蔀二十九年。”《毛诗·大雅·文王》孔颖达疏曰:“以历校之,入戊午蔀二十九年,岁在戊午,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。明年乃改元,则元年岁在乙未。至十三年在辛未,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,《谱》云:‘以历校之,文王受命十三年,辛未之岁,殷正月六日杀纣。’”“(《乾凿度》)又曰:‘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,昌以西伯受命。’以历法其年则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,岁在癸丑。是前校五岁,与上不相当者,其实当云二百八十五岁。”按孔疏的理解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,则此处的历法必是《殷历》。按《殷历》,前1567年是甲子蔀首,后推癸卯蔀、壬午蔀、辛酉蔀、庚子蔀、己卯蔀,乃得戊午蔀,合蔀首为前1111年。二十九年为前1083年,正是岁在戊午。后推十三年乃得克商之年为前1070年,岁在辛未。又按《殷历》,上元为由前367年上推2760000年,则上元至前1083年正是2759285岁。那文王受命在前1083年是怎么来的呢?用《殷历》的岁实(365又1/4)、朔策(29又499/940)推算,前1070年正月己未朔,杀纣的六日是甲子,正符合文献。由此可知,很可能是《乾凿度》先用《殷历》推定前1070年为克商之岁,再上推13年乃得文王受命为前1083年。但用今历推算,前1070年正月只可能是壬辰朔或辛酉朔,并不符合文献,这个体系是错误的。
陶宏景《刀剑录》曰:“夏禹子帝启在位十年,以庚戌八年铸一铜剑,长三尺九寸,后藏之秦望山。”“启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,岁在辛卯三月春铸一铜剑。”“孔甲在位三十一年,以九年岁次甲辰,采牛首山铁铸一剑。”“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,以四年岁次甲子铸一剑。”“武丁在位五十九年,以元年岁次戊午铸一剑。”“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,以二年岁次壬午铸五剑。”“简王夷在位十四年,以元年岁次癸酉铸一剑。”“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,以元年岁次丙午铸一剑。”以上年纪与众不同,究竟是有讹误还是本就自成一体,殊难考察。
三代积年问题很重要,也很难解决,其中有些环节我们只能猜测,有些环节恐怕就是永远的不解之谜了。笔者在此只是对有关文献资料作一初步整理,志在铺路;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依靠更多学者更多学科的联合攻关,其中考古学和天文学尤其不可离。将文献学和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三代积年问题,是自西汉刘歆以来的优秀传统,不可抛弃。相信依靠各方面的艰苦努力,我们一定会有重大收获的。